古埃及、波斯、古希腊都辉煌过，但都沉寂了下来。反而是一群出埃及记、沦落为巴比伦囚的流浪者写出了《圣经》开枝散叶，造成了声浪。
这些古国都在一个圈子，而流浪者的眼光还是很毒辣的，选择了这片区中间点立国，占据了十字路口。好处就是不管哪个文明都要从十字路口经过，坏处就是他们经过的时候通常都带着武器，
这就和中原一样，为什么逐鹿中原？因为中原就是个十字路口，占据了中原，不管是东出西进、南征北战都可以。所以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。
流浪者也选择了十字路口，不过他们比较倒霉，不是东出西进、南征北战，而是不断被推平，最后变成了千年的流浪民族，并且写出了《圣经·旧约》。旧约，这东西就是保护封闭的小圈子，诅咒外面的世界，默默等待救世主，是一个教大家等待浪潮的文化。
旧约里的上帝动不动就发动天灾，一点也不仁慈。但对古代而言，天灾本来就是家常便饭，饥荒、瘟疫、战争、死亡本来就是很常见的事情。但加上神秘的上帝，就能让人遵守，信上帝就有流着蜂蜜和牛奶的应许之地，不信就有天灾。
有了这样的基础，心里就有了信仰，就可以等待天灾，一旦天灾来了，浪潮就来了。
旧约教人忍耐和复仇，而这正是有普世价值的，声浪就起来了。因为大部分人是等待浪潮的，但等待浪潮的人也需要自己的理论体系。
自己为什么要等待，在等待什么？旧约告诉大家，等待是因为上帝的安排，等待的就是天灾，当天灾来了，机会就来了。
在埃及遭遇天灾的时候，有了出埃及记。当巴比伦被战争灭国的时候，才有了完整的旧约体系。
别人的灾难，就是信徒的机遇。
所以很多西方人赞美苦难的力量，因为只有遭遇了苦难，才会求变，可谓是穷则思变。
不遭遇苦难就不会寻求变化，比如古希腊，当雅典遇到波斯威胁的时候，他们开启了变革，打赢了第一次波希战争。比如古罗马，当他们一直打败仗的时候，也开启了变革，走向了公民时代。
苦难的时候，正是求新求变的时候。新的浪潮就从其中而来。
当然真正要赞美的不是苦难，而是突破苦难的思路，是应对困难的状态。
在中原也有卧薪尝胆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的教诲，只是中原并不等待战争、饥荒、瘟疫，而是等待破绽，甚至主动给敌人创造破绽，分化敌人，拉一派打一派。
原因也很简单，因为古希腊、波斯、古希腊没有一个势力能正在建立一套管理体系，因为他们只能在绿洲上发展。
比如波斯，很早推出了行省制度，但就算派出总督，控制了一个新的绿洲。但只要波斯国王衰弱，那总督立刻跳反。
因为国王也是控制的绿洲，力量就这么大。风调雨顺的时候，国王可能强大。一旦遇到天灾，国王的绿洲就弱了，根本无法控制其他绿洲。
绿洲文明是碎片化的，谁也无法真正控制谁。只要掌握了一个绿洲的能量，静静等待其他绿洲衰弱就行了。
没有一个绿洲可以朝周边开发，形成绝对的统治力。开发不了，因为周围全是戈壁沙漠，可开发的面积就这么大，上限就这么高。
所以古埃及、波斯、古希腊，没能力提升上限了，一旦衰败就难以复兴。旧约总结出绿洲文明的生存规律，等待天灾。绿洲文明一直在按照绿洲的规律生活，虽然苦难众多，无法复兴，但一直活着。
很多文明，连记录苦难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他们遇到苦难就直接没了。
能一次次记录苦难，说明他还活着，并没有被苦难打败。
中原则不一样，一个部落一开始可能很小，但周围有可开发的土地，所以部落可以不断开发，形成对周边部落的优势。
而其他部落也不用等大部落发生天灾，而是学习大部落，也去开发土地提升自己。最后就形成了圈地，就和围棋一样，重要的不是消灭对方，而是看谁占据的土地更大，谁先形成优势。
因为这些土地都是可开发的，占据下来就能形成控制力。
土地越来越大，就会提出一个问题，怎么管理？于是就走向了大统一的思路。
其实这就是两个文明圈不同的思路，绿洲文明开发的土地少，大家的力量都有一个上限，谁也吃不掉谁，除了等待敌人遇到天灾人祸，也没很好的办法了。这是存量世界观。
而中原可开发土地多，什么都不做的话，敌人只会越来越强。所以自己也要开发，同时还要给敌人创造困难，还要想办法管理已经开发的土地，让自己的地盘越来越大。这是增量世界观。
地缘的不同，导致不同的思路。
因为是绿洲，承载的人口有限，自己人是人，敌人就是恶魔，杀光就行了。因为敌人多喝一口水，自己人就少喝一口水。
沙漠区域，有什么不留战俘、不救走失的人、可以杀死任何靠近自己水源的人之类的老规矩，就是因为能开发的区域太少了，对敌人只能痛下杀手。
同时绿洲对贸易的需求也很大，因为贸易是外部输入，可以增加绿洲的上限。控制贸易路线，就能掌握控制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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